前言
Zur Kritik der 是一个德语词汇，其对应的英文是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在中文中通常译为批判。题目定为 “Zur Kritik der 搭子文化”，主要是“批判”这个词在现代汉语中的通常含义，以及蕴含在文字背后的情感与其在德语中不同，容易引起误解。
中文日常中的“批判”，更像是审判，带有预设的立场。在康德那里，批判意味着考察与审定被批判事物的边界、极限，能做到什么，不能做到什么。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则带有一种力量感，是“肉搏式”、“激情的理性”的。本文所做的批判，更接近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虽发端于马克思，但随着被批判对象和社会整体的演变，褪去了些许力量，更像是“诊断”，理论有余而实践不足。
批判的对象通常是整体的、宏观的，视角是自上而下的。这篇文章批判的对象是搭子文化及文化背后的社会，而非针对具体的某一对、某几对搭子。
正文
搭子并非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新词，最初应该是从方言中衍生出的。在 2007 年的《上海话大词典》中就有提及：
“一起打牌的人，引申为合作者”。
而“搭子”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词汇粉墨登场，是在 2023 年。根据海峡网在 2023 年转载潮心社记者的报道，搭子正是在那一年开始流行。
最近，一种叫搭子的新型社交关系，正在当代年轻人中流行。
“可以没有爱情，但不能没有搭子！” “寻找学习搭子，能学到图书馆关门的那种。” “失去搭子简直比失去对象还令人难过。”
搭子也拥有了自己的新含义：
一种新型的垂直社交关系，浅于朋友，重于同事，主打一个垂直细分领域的精准陪伴。
，甚至入选了咬文嚼字编辑部的“2023年十大流行语”
这种精准陪伴，被视为一种无压力社交，不需要费心思维护，有更多自主选择和自由空间。通过社交平台，年轻人万事皆可“搭”。吃饭有“饭搭子”，旅游有“旅游搭子”，运动有“运动搭子”，甚至还有“溜娃搭子” “逛街搭子” “减肥搭子”等。
和工人日报的“劳动热词”，并收获了肯定。
可以说，搭子是对固定关系的有益补充。年轻人通过参与搭子文化，不断提升归属感和自我价值的认同。
可“归属感”从何而来，这股认同的清泉最终汇进了哪一片湖泊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搭子文化的赞许，多是强调其功能属性，即填补了原有关系中的空白。如：
《中国青年报》评论：“搭子的要义，在于“恰到好处的陪伴”。
《中国矿大广播台》评论：“搭子”的出现填补了我们平时生活的一些空白，不同的话题有不同的陪伴对象，这件事本身就超酷。
可这种策略本身，是发端于何处呢？或许是因为年轻人缺乏社交机会，但“缺乏机会”又是因何而起呢？
在大众媒体的视角下，搭子文化并不与亲密关系、深度关系相冲突，而是互为表里，可以相互转化的。
《新京报》评论："‘搭子’关系与亲密关系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当然，“搭子”关系亦存在转化为亲密关系的可能性。它们分别承担不同的功能，本质上也殊途同归：让我们的生活更为舒适自洽。"
可事实并非如此。打开可能是“搭子文化”最繁茂沃土的社交平台——小红书，各式各样找搭子的帖子，形形色色的搭子需求让人应接不暇。
找话多，社牛的聊天搭子 大二 可深交
乍一看，这似乎佐证了上述关于搭子向深度关系转化的观点。可如果多查看几个类似的帖子，就会发现一个大家普遍烦恼于搭子间要么很容易悄无声息地断联，要么两个人不知道聊什么，新鲜劲过了就石沉大海，变为通讯录中的“尸体”，然后踏上寻找下一个搭子的旅途。甚至这种“可深交”变成了一种搭子间竞争的筹码——我有转化为深度社交的潜力，我是个更有价值的搭子——无形中加剧了搭子市场的竞争，这与马克思关于分工导致工人恶性竞争的观点异曲同工，也符合德波在《景观社会》中对“形象”也变为商品的论述。搭子向内卷了起来。
搭子与深度关系的不兼容是由二者对于关系的态度决定的。搭子是片面的、基于匹配的关系，其核心在于功能匹配，即我们只要有共同的兴趣即可，在此之外的其他因素都无足轻重；而深度关系是共鸣式的，是一种建立在“看见”之上的博弈的关系。共鸣并不意味着全盘接受，事实上按照我非常推崇的一位朋友的说法，共鸣的前提是“保有作为独立个体的边界与底线”。双方边界与底线的博弈，既是深度关系复杂的所在，也是其张力的体现。这种博弈需要以看见为基础，看见对方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看见对方的边界与底线。搭子与共鸣在结果上可能是类似的，都是双方“共享”的部分作为交流的主体，但区别在于，前者缺少了看见与尊重。正如马丁·布伯在 Ich und Du 中提出的“我与它”和“我与你”，前者是将对方看作一个局部化的对象，而后者对于彼此则是一种相遇和缘分。搭子的计划性、契约性恰恰杀死了那一瞬间显现的“灵光”。
更进一步讲，即使搭子真的转化为了深度关系，也并不会造成甚么影响，系统甚至乐见其成。在今天，大部分人都知道短视频这种短时间生成大量多巴胺的形式对人的思维有负面影响，如何“戒除”多巴胺成为了新的热门话题。可又有几人真正戒除了呢？甚至那些戒除多巴胺视频本身也为相当大一部分人提供了更有效的多巴胺。当一对搭子转化为深度关系后，他们要么从此“失声”，不会再发那些找搭子的帖子，不会分享自己和搭子的活动，掀不起甚么波浪；更有甚者，推荐算法会剥夺其解释权，转而将他们塑造为“搭子”关系的标杆。
提到搭子的功能性，其实质是社交的分工。按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论述：
一方面随着分工的扩大，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积累（作者注：事实上这两者是互相促进的），工人日益完全依赖于劳动，依赖于一定的、极其片面的、机器般的劳动。这样，随着工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随着人变成抽象的活动和胃，工人也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的一切波动，依赖于资本的使用和富人的性质。
早期资本主义市场主导的分工导致工人越来越片面化和依赖性，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当下，分工已经弥散向更广泛的场域。搭子这种基于社交属性的分工，将人转变为抽象的功能属性，使社交越来越依赖当下的兴趣需求。而这恰恰是市场，或者说资本最擅于把控的。当完整的人变成了社交关系中“即插即用”的零件，人被物化为商品，关系被摆上货架，一切皆可商品化。这印证了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对文化工业的批判，资本主义通过“文化工业”把人们的审美、娱乐甚至孤独感和痛苦都打包成了可以售卖的商品。我们从完整的、有边界的人不断单向度化，最终变成了一个工具。
如同工具本身是有其功用的，搭子本身也具有价值——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舒适、自洽，减少不必要的内耗和烦恼。但这种价值一定是正面的吗？内耗和烦恼，终归是由现实产生，根植于现实的。如果无法解决现实问题，搭子带来的陪伴也只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可搭子为何仍广为推崇，概因现实问题无法解决，甚至是搭子的推手不希望问题被解决。因为一旦问题被解决，既得利益者必将受到损害。这正是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批判的“系统的整合能力”，即通过提供物质满足与娱乐，消解人们的否定性和批判性。搭子文化隐去了烦恼，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平滑，让我们又可以投身到那个充满问题的机器中了。我们慢慢忘记了如何否定，如何处理冲突与妥协，慢慢忘记了摩擦的感觉。一切都是可建模的，一切都是可分析的，一切都是可计算的，一切都是可解释的，一切都是理性的、追求最大利益的。我们像工具一般，被平滑的理性主宰，不觉有异。
这种平滑并非孤例，事实上这是现代社会竭力想要达到的，也即詹姆逊在《后现代文化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提出的“平面化”。被反复压缩的送餐时间，隔天送到的快递，无需特意寻找就能下单心仪的物件，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少停顿，现在还多了人际关系与社交。但是这种平滑背后，也隐藏着系统对于系统中人的剥削与异化：困在系统里的骑手，直播平台里极尽挑逗卖弄之能事的主播，还有那个结束一天活动躺在床上的我们，都在潜移默化地被驯化。
当这种平滑达到极点，我们就像那个在高中物理理想模型下做加速运动的滑块，一刻不停地向远方疾驰而去。终点是哪里呢？当我们努力把自己压缩成商品，削足适履般压平自己的棱角，像一个个原子一样排列整齐的时候，人与人的差别还存在吗？也即，物化的终点是同一化，是对人“非同一性”的抹杀。我们手拉着手，但并不给予彼此温暖；我们肩并着肩，但并不给予彼此支撑；我们盯着彼此的眼睛，从眼睛里看不出一丝神采，只看到了一个倒影，甚至分不清那是谁眼中的倒影。
后记
本文所做的“诊断”是由上而下的。我并非对搭子全盘否定，更无意否定那个在系统中挣扎的每一个想过得更好的个体。只是个人视角之外，我们也应对这种文化现象保持必要的警惕与观望，来防止系统用“经验主义”这个糖衣炮弹来收编我们。搭子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它不一定走在解决最终问题的道路上，我们必须考察这条道路。
但百密终有一疏，搭子的便捷性客观上也打开了更多建立深度关系的可能，前提是意识到搭子与深度关系边界的不同。我们或许无力反抗系统性、结构性的剥削，更无法想象系统以外的世界，正如“错误的生活中不存在正确的生活”。但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不想让什么出现在那个正确的生活中。
*这篇文章部分灵感来自于我最近经历的一段关系，我们由戏剧性的错位开始，最终走向了一条此前未曾设想的路。*之所以未曾设想，是因为这段关系的确立并非基于功能性的匹配，而是“看见”的结果。